摘要：
... 1944年9月18日，镰仓是一个难得的晴天。嗜书如命的作家大佛次郎（1897-1973）约上了友人到横滨的旧书店闲逛，在一家店里发现了不少令他垂涎的好书，其中包括英译的三卷本《堂吉诃德》。询价后，书店老板当即表示这些书只换不卖。当得知心仪之书须以永井荷风（1879-1959）的作品相易时，求购者不禁感叹，“荷风也因战争被抬高了身价”。在菲律宾战场战事正酣、日本国内兵荒马乱、市民因疏散而流离转徙的非常时期，荷风文学之风行让大佛颇感讶异。40天之后的10月28日，他记录下了阅读荷风的心得与发现：
读过《好色大鉴》和《独眠》，就明白了荷风成名的原由，这些作品最终都只是证实了我的感受——他的文学乃“背阴处之艺术”（戏仿荷风作品《背阴处之花》）。荷风在当代（战时下）读书界独领风骚这一事实，将政治把人逼到背阴处之现状展露无遗。日本孕育不出让人对未来心怀希望的文学，而又有什么能给人带来力量和光明呢？泛滥的战争文学也几乎没有带来振奋士气的力量。世上那些所谓的统治者却没察觉到这一怪现状。
人们从乏力的荷风那里获得了慰藉。当此之时，作者和读者都是没有意志的。
大佛次郎
这固然可以理解为大佛对永井文人相轻式的非议，但若再结合11月26日其对信奉“人间本位主义”的“小说之神”志贺直哉（1883-1971）之酷评，你会发现事情并不简单。他说：“在二乐庄，大哥一直在谈志贺。他居然对那么自私的人钦佩得五体投地，我真是服了。……志贺的世界中只有狭隘的洁癖和高贵。可这种人又能创造出什么呢？他就像革命前的贵族一般，自私自利，精于算计。”
岁寒见后凋。尽管1945年战败后，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正宗白鸟和志贺直哉等战时屈指可数的“沉默者”广受推重，但别忘了这些不汲汲于时局、拒绝协力战争的“不合作者”曾被视为异端，处境艰难，其中自然也包括来自于文坛同行的猜忌与排挤。当然，大佛的这些恶评并未付之公表，而是写进了自己的《终战日记》中。按说，文人之间的臧否党伐并不稀奇，何况又是在作家的私人园地中。问题是，遭讥讽者何以是永井与志贺。事实上，对两位文坛同行的责难虽看似“花开两朵”，但其根殊同，因为他们都站在了大佛所激赏的神风特攻队之对立面。大佛对志贺的批判与对特攻队的褒扬出现在了同一天的日记中：
听说他（志贺直哉）曾讲过，神风特攻队不敬神灵的做法不久之后必遭天谴。又听说，他让孩子们去学动物学，研究人与人之间何以相互残杀。他似乎不知道在动物学的世界中相互残杀是自然之事。如果真像传言所说的那样，志贺或许真有高洁如玉的人格，可一旦进入其世界就会像走进了死胡同。那些不假思索的追随者真是荒唐可笑。（……）《暗夜行路》这部杰作已宣告了志贺时代之终结。（1944年11月26日）
太平洋战争时期，神风特攻队发起的首次攻击发生在1944年10月25日，也就是大佛批判永井荷风的三天前。这一日，在莱特湾，大量的日本战机撞向了美军船舰。大贯惠美子援引了服部省吾关于特攻队战果的研究，数据显示此次对敌攻击的“撞击成功”“几乎成功”的比例分别为20.8%和16.7%，两项指标较之于平常“利用飞机攻击”的成功率（11.6%和5.7%）看似有了大幅跃升。然而，数据虽美、声势虽大，但除了提振士气、抚慰本国民心，特攻行动实效甚微——除了一艘美军油船被“回天”鱼雷击沉外，其他受到攻击的三四百艘敌军舰船大都只是“受伤”。而这一切恐怕是守着收音机收听大本营虚假战报的大后方作家们始料未及的。
在10月28日的日记中，大佛次郎将神风特攻队那些“19到24岁的年轻人”带给自己的巨大震撼当作批判永井的参照系：
听着《海行兮》，我内心深受感动。……日本的历史将由这些人书写下去。他们给人一种不可思议的、振奋人心的力量，难以言表。……较之于惯常的意义，他们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何谓“行动的世纪”。在惯用的意义上，它指的是缺乏统一性的各种事实之泛滥；而这里却存在着一种贯穿其中并支撑其发展下去的强大意志。
昭和时代的著名军歌《海行兮》，歌词原作者乃奈良时期的著名歌人、曾主管“防人”的政治家大伴家持，1937年作曲家信时洁受日本放送协会（NHK）之托为词谱曲，这首歌后即成为国民精神总动员强化时期的经典曲目。词曰：“将赴于海，沉尸无悔。将赴于山，尸骨生苔。死惟君侧，义无退回。”（钱稻孙译）在太平洋战争时期，大本营播报战果但凡论及“玉碎”、迎接战殁者遗骨时必播此曲。10月30日的日记中，大佛兴奋地写道：“在收音机中听到，神风特攻队在莱特湾再次出击。真有鞍马天狗出现之感，让人欣喜。”不难看出，在太平洋战场陷入全面被动、国民意气颓丧之际，神风特攻队带给国民力量感、光明感、意志力和震撼人心、甘为天皇效死的全体主义精神，而这些都让大佛次郎心潮澎湃。在11月29日的日记中他特地记了一笔：“听说丰田司令长官在致神风特攻队诸君的信中将‘诸子’称作‘诸神’。”似乎在特攻青年们“神格”光辉的映照下，在“背阴处”颓靡、乏力、无希望、无意志的永井荷风，以及提倡个人主义的精神贵族志贺直哉等文坛耆宿，都显得黯淡无光甚至面目可憎。
1944年至1945年间，大佛曾耽读托尔斯泰（1828-1910）的《战争与和平》等作品，并对其教诲——决定战争的不是“兵力和地位”，而是“全体的士气”——深有共鸣（1944年9月12日）。以托翁为标尺，1940年曾作为文艺春秋社报道班成员来到中国宜昌战线的大佛认为“日本的报道班成员写不出、也不被允许写这样的作品。因此只能写些寡淡而缺乏震撼力的报道”（1944年11月14日）。不过，在他看来，即便是这位世界文学巨匠也难以处理神风特攻队题材：“真想让他来写写神风特攻队的那些青年，（他们所做的事）彼嘉·罗斯托夫是做不到的。”（1944年11月6日）大佛次郎的“神风崇拜”逻辑背后浮现出这样一个价值链条：报道班成员写不出《战争与和平》那般战争文学巨著，但神风特攻队员的精神气质却远远超越了志贺直哉等白桦派同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导师托翁之想象。
1944年10月29日，作家伊藤整（1905-1969）也同样在日记中盛赞特攻队乃“日本民族最高精神力之象征”，但他接下来的话却有些意气消沉——“若如此都无法取胜的话，便是对所谓人类意志力的否定，只能认为人类将进入物质生产力的黑暗统治之中。”大贯惠美子借用马克思的说法，将神风特攻队的行动称作“幻影”（phantasmagorical）：“法西斯国家鼓吹牺牲的重要性，并创造一种缥缈的幽灵，向青年灌输为君王、国家捐躯是多么美丽。”大贯惠美子著，石峰译：《神风特攻队、樱花与民族主义——日本历史上美学的军国主义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10月，第215页。将特攻精神审美化的行为，实则是在物资极度匮乏、战局全面被动、国力损耗殆尽的背景下，靠精神力量弥补物质之缺，以作困兽之斗的军国主义意识形态产物。就像军令部在珍珠港事件前举行的、1941年10月24-25日的联络会议上所预知的那样——“最终胜利要看国际形势和日本国民的精神力量”。
事实上，从1938年开始，美国相继对日本实施了各种制裁，包括飞机零部件的“道义禁运”（1938年7月1日）、禁止出口工业设备（1939年6月4日）、严控金属、航空燃油和润滑油的对日出口（1940年7月底）、禁止出口钢铁和废铁（1940年10月16日），尤其在1941年7月28日日本占领法属印度支那之后，美国立刻冻结了日本在美国内的所有财产，实施石油禁运，随后英国和荷兰也加入了对日制裁的行列。1940年，日本负责统一和监管资源调动的企划院对日、美两国的工业产量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比较。结果显示，“美国的石油产量是日本的500多倍，生铁20倍，铜块9倍，铝7倍。再加上其他产品，比如煤炭、汞、锌和铅，美国的平均工业产量是日本的74倍以上（而陆军的估计为20倍）”。然而，在1941年10月27日的内阁会议上，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1888-1989）虽对战时的物资供应表示忧虑，“却没有公布这些数据。多年以后，当铃木93岁时，他解释了原因：‘我当时很沮丧，……似乎他们已经决定开战。我的任务只是拿出支持这一决定的数据。但在我内心，我不想开战。’”
也就是说，这场国力悬殊的战争，自其开始便可预知结局。不必说铃木贞一，就在这次内阁会议召开两个月前的8月27日，聚集在首相官邸“总力战研究所”的研究生们在经过为期6周的数据研究并模拟各种外交和战略形势后得出结论：“如果日本与美国开战，日本必败无疑。如果爆发战争，日本很可能在初期几场战役中占据上风，但随后将拖入僵持战，日本将看到自己的资源不断消耗并最终用光。”战争的后续发展几乎完美地演绎了这群年轻人的判断。油料的短缺使得日军飞行员的训练受到严重影响，直至取消。所谓“神风特攻”实则是石油匮乏的背景下为了节省返程油料的无奈之举，也是为搏一胜从而与美国进入和平谈判的一种战术安排。1945年战局进一步恶化，“特攻精神”亦随之泛化。《写真周报》1945年新年号便直白地号召全国国民赓续“特攻精神”：“我们的战意已化为一亿神风”“今年一定要官民一致，集一亿人之力提高松根油产量！”
日本神风特攻队飞行员
战争所导致的物资短缺也使得国民生活日益困顿，甚至香烟都已按“支”配给，作家们亦概莫能外。1945年3月6日和8日，高见顺（1907-1965）就在日记中抱怨物价飞涨而稿费依旧，“家里没钱，想去赚点钱，但靠写作迟早活不下去”，结果不得不四处借贷、求职以维持生计。在新潮社和光生中学打两份工的伊藤整，在1944年10月12日的日记中坦陈自己通过种植红薯、玉米、南瓜等农作物尚可“自给自足”，然而，直到10月末还在盛赞特攻队的伊藤，事实上早在6月19日的日记中便已清醒地观察到“铁、石油、铝的产量逐渐决定了战争的局势，美国采取的是一手按住日本，一手痛打德国的无耻方式，可以认为那便是他们的危险之处，总之，是其物力致此，物力才是可怕的”。
朝不保夕的生活、节节败退的战局让人们感到家国前途黯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神风特攻队既是败局已定的帝国海军黔驴之技，也是包括作家在内的一个个日本国民对战局扭转的热切期待所倒逼出的“强心剂”。诚如大贯惠美子所指出的，“特攻队员或是受上司，或是受基地的环境，或是为整个社会气氛所逼迫”，特攻队员是“不可理喻的日本人极端‘他性’的典型画像”。而所谓“极端‘他性’”便是通过非人道的、为国家“自愿”赴死的自杀式袭击呈现给敌人与后来者的。
而所谓的“自愿”自然是官方的虚假宣传。作家大冈升平在《莱特战记》中坦陈：“那时所谓的志愿是表面文章，驾驶着性能恶劣的练习机发动的特攻，都是被迫去干的。”“特攻虽说原则上出于自愿，但实际上是没法说‘不愿去’的。飞行员的人选也是，上级将校跟资格老的飞行员负责选人，都是让连正规训练也没受过的预备士官或见习生这样的青年驾着旧飞机或教练机去特攻。”
大贯惠美子也发现：“在这幅景象的背面，我们却看到这些特攻队员面对命运的痛苦，并力图掩饰痛苦。在领导了莱特湾攻击的关行男身上可以看到这一点。”关行男（1921-1944）是首批神风特攻队中“敷岛队”的队长，在莱特湾海战中，他率领的战机编队首次击沉了敌方舰艇。但对于身居后方、与战事有隔膜的作家大佛而言，神风特攻队只是一种非人化、精神化、符号化、审美化的抽象存在，他们的牺牲只意味着击沉敌舰的数量和战斗的胜败，却无关特攻队员的生命。更讽刺的是，对后者生命之关注甚至还是敌军俘虏影响的结果，因为在他们看来“用神风特攻队杀人，不但可惜且难以为继，美军只用机械杀人”（1944年11月22日）。3天后，大佛“去常设馆看了（取材自）神风特攻队出发的新闻电影。电影过于简单，甚至来不及感动。关大尉以下各位貌似都不甚勇敢。登机出发之时给人一种强力之感，但那似乎是飞机带来的感觉，不知何故，我竟深深感慨于人的脆弱和不足取”（1944年11月25日）。终于，在写实性的新闻电影中，大佛依稀看到了“诸神”光环下黯淡的“人性”。
螳臂当车，神风特攻队的微薄之力自然难挽败局。在国力悬殊的状况下，殒命的特攻队员只是军政愚蠢决策的无谓牺牲品。对于这一切，掌局者们原本就是心知肚明的。或因此故，就在日本投降次日，海军中将，也是神风特攻队的始作俑者大西泷治郎（1891-1945）留下了向“神风特攻队员的英魂”致歉的遗言后，切腹自杀。时局中的作家们虽未必了然，但到战争末期，他们至少可以看到官方宣传与战败实情之间的巨大裂痕——时间证明了一切。1945年8月5日，大佛次郎在日记中谈道：“在特攻队因连升两级而奏达天听的佐佐木曹长在投掷炸弹后，迫降吕宋岛后依然活着。但情况在奏达天听时却变成了他自爆飞机，生还无望，……这真是宣传之下的特攻队之反面悲剧。”意味深长的是，两天之后，他又谈到了一年前曾因“乏力”而被其嘲讽的永井荷风，而这次，他却成了后者的辩护人：
前些日子，永井龙男重读了荷风的作品（《争芳斗艳》等作），并表示难以相信他的文学像人们称赞的那么好。这个时代让永井君这么明理的人，也不自觉地以严厉的眼光审视事物。……多少有些认真的人都在不觉间失去了宽容之心。……在认真的人们那里，文学不容游戏。这一倾向很明显，失去了游戏性质的文学只能成为官样文章，从而失去了动人的力量。写作者也是无力的。
大佛对永井龙男（1904-1990）之荷风论的评断恰如对一年前的自己之检省。在这里，荷风的游戏文字从乏力变得有力，国策文学、官样文章始于有力而终于无力。一年之间，大佛次郎实现了文学价值观的逆转，而令其醒悟的代价之一却是神风队员们的生命，这真是令人不禁唏嘘。杀君马者道旁儿，大佛次郎、伊藤整们便是以鼓噪、喧嚣、期待将年轻人们送上绝路的“道旁儿”。一年之后的大佛更不会想到，对于荷风之风行，统治者们非但不似其所言“没察觉到这一怪现状”，反而正是重要的幕后推手。在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干预下，“荷风”竟在不意间成为纾解出征军人苦闷的麻醉剂和镇魂曲。就在大佛旧书店之行的两天之后（1944年9月20日），荷风即在日记中对统治者大加嘲讽，而涉事之作正是后来被永井龙男所贬抑的《争芳斗艳》：
3点多时，岩波书店编辑局工作人员佐藤佐太郎来访。他说军部要求重版岩波文库的几种书籍，拙作《争芳斗艳》被应允印行5000册。政府自今春起禁止表演歌舞伎戏剧和花柳界之业，半年不到，却又允许让被打上花柳小说标签的拙著重版，以赠出征士兵，这是何等的滑稽。
战时的荷风对军人政府操控政局、愚弄国民的行径洞若观火，始终冷眼观之，不愿与之同流。而对神风特攻队这般泯灭人性之事，尊崇个人主义的荷风在日记中未置一词也并不奇怪，因为早在1941年6月，他便已看破了这场战争的谎言：
然而，这完全是愚蠢的军人和暴虐的莽夫们之企图，而非一般人民所乐见的。一般国民服从政府的命令，吃着米饭而毫无怨言，那是恐惧的结果。……原本日本人就是没有什么理想的，他们最希望能追随强者，安闲度日。
狂潮退却，硝烟落定后人们惊觉，在战时喧嚣的国策文学、战争文学背后，艰难抵住黑暗之门的正是永井荷风、志贺直哉等不愿投机趋时、不愿被驯服、冷眼旁观时局的倔强个体。在政治重压之下，他们以冷清的守望、不合作的沉默使气若游丝的文学之尊严一息尚存，从而为战后文学留下了一支难得的血脉。
（本文摘自王升远著《妥协与对抗：日本知识人的战时与战败》，上海译文出版社，2025年6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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