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 来源：天勇谈经济
作者按：发一些“资产—货币—债务”方面的短文，今天发出之二。
周天勇
一、货币性质的不同看法
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对货币数量论和非中性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货币是非中性的，即通过财政扩张政策加大货币供应，可以增加就业、提高劳动者收入，并通过工资机制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内生源泉。然而，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的学理基础是微观层面由市场配置资源，其针对的是供给与需求方面出现的市场失效问题。因此，只要国家实施宏观调控方面的扩张性政策，就可将实际的低速经济增长恢复到潜在的经济增长水平。
完全竞争市场经济场景中的货币供给是中性的。当总供给和总需求出现市场失效、货币流动性不足时，在经济持续处于萧条的时期，货币是非中性的。然而，如果经济重新回到平衡状态，财政政策扩张过度，形成严重的通货膨胀，货币似乎又会回到中性状态。
不过，笔者认为，经济体制的安排和变动对货币供应有着非常重要甚至决定性的影响。在这种场景中，货币供应与经济增长之间也存在非中性关系。体制的安排和扭曲会导致货币供应的堵塞和压抑，造成经济产出和增长损失。而市场化改革的过程，就是解除货币供应堵塞和压抑、推动整个国民经济货币深化的过程，从而使经济增长处于潜在且理想的水平。
二、计划时期体制性货币堵塞和压抑下的低速经济增长
1957-1977 年，平均来看，在周边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处于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同时，中国大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69.88%，就业劳动力增长 2.62%，但在如此高投入下，GDP 增长率仅为 5%。计划经济是一种排斥市场交易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形态，存在着货币流动的堵塞和压抑。除 1958 年和 1959 年 “大跃进” 期间货币超发两年外，1960-1977 年，M2 的增长率仅为 6.08%。
从 1960-1980 年 M2 对 GDP 的周转速度来看，几乎是一个数值为 3 的常数。例如，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制度规定农业产品主要通过非货币的劳动工分进行分配，数亿人的劳动与生产产品之间依靠工分来分配。农村农业领域的货币无法转化为劳动者的收入和土地的地租，进而抑制了经济的景气与增长。
从算式（7.10）式影响城市经济货币供应量的因素来看，首先，主要是城市商品中用于家庭消费部分的数量和价格水平：在全部生产品中消费品的比例过低。虽然大部分消费品需要支付货币，但需到百货商店、粮店、供销社和五金杂货铺购买，且价格由行政部门确定，还辅以各类票证进行定量供应。其次，生产资料产品在城镇全部生产品中占比较高，部分实物由计划配置，企业之间无偿划转；部分虽进行有偿交易，但实行行政定价，价格水平较低，且按计划定量供给。从货币流动角度看，无偿划转的部分出现了货币流动的堵塞，有价交换的部分因定价水平低且辅以定量供应，导致货币流动渠道狭窄。因此，在计划经济时期，出现了既存在供给品短缺（产品供给小于产品需求），又存在货币稀缺（流动性严重不足）的悖论现象。
图 7.1 1960-1979 中国城乡人口和经济结构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三、导致货币堵塞和压抑的具体体制
我们通过统计数据及分析，来验证农村工分分配、城镇低工资和物资调转等体制造成的货币流动性不足及价格低迷状况。从城乡人口、就业、生产增加值和城镇工资水平等图 7.1 所示的数据来看：（1）城镇人口、工业就业和工业增加值，分别从 1960 年的 13073 万人、8864 万人和 1129 亿元，变为 1979 年的 12062 万人、12391 万人和 2841 亿元。20 年间，其占全国总人口、全国总就业劳动力和 GDP 的平均比例分别为 17.78%、21.91% 和 65.60%。从货币使用较多的城镇职工工资水平来看，从 1957 年的 624 元下降到 1960 年的 511 元，1960 到 1979 年职工平均工资为 577 元，且仅 1978 和 1979 两年工资增长较快。（2）农村人口、就业和农业增加值，分别从 1960 年的 53134 万人、17016 万人和 446 亿元，增加到 1979 年的 79047 万人、28634 人和 1259 亿元；其占全国总人口、全国总就业劳动力和 GDP 的比例与城镇数据形成对比，分别为 82.22%、78.09% 和 34.40%。
从生产方面来看，就业劳动力是产出的重要投入，而人口生活则代表了对产品的需求。由于户籍管制和集体劳动制度，人口和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流动受到限制，形成了长达二十年城乡人口比例稳定的局面。如图 7.1 所示，农村和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长期稳定在 80% 和 20% 左右，几乎呈现为两条平行线的曲线。
上述 1960-1979 年的体制和经济结构必然会影响货币供应和流动。从农村和城镇经济的货币流动来看：（1）农村产品生产和要素配置方面存在货币流动堵塞。全国总就业中 78.09% 的农业劳动力，其分配绝大多数通过实物与工分交易完成，且农业生产和销售受到计划生产、行政定价和统购统销等体制的抑制，经济激励不足，自用率较高，商品率很低。此外，在土地生产要素配置方面，生产队的耕地和其他建设用地从不发生交易，也很少向外出租。因此，占 GDP34% 的农业产出的大部分，以及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配置，都与货币交易和流动无关。（2）农村需求方面存在货币流动堵塞。由于体制上抑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和迁徙，占总人口 82.22% 的农村人口，其生产与消费基本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循环中：饮食消费来源于工分分配的，衣服鞋帽等生活用品许多来自家庭劳动，能源消费来自农村的农作物秸秆和其他草木，住房就地取材于本地的土木石沙，箩筐木桶等用具由自己制作，肥料来自人畜禽粪便等，大部分都与货币交易和流动无关。（3）城镇全民所有制企业生产资料之间的无偿调拨造成货币流动堵塞。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属于国家，企业仅拥有使用权。物资调配高度依赖行政指令，通过计划分配实现资源配置，形成 “统收统支、统购统销” 模式。全民所有制时期，调拨物资通常以账面价值（历史成本）转移，接收方按调入资产原值计入固定资产或库存，不涉及货币资金的结算。例如，1960 年代后期，华东协作区内的上海机床厂将多余设备无偿调拨至江苏省工业系统，用于新建机械加工厂。在三线建设和农业支援工业领域，东部企业向中西部转移设备、技术人员以支持国防工业建设；部分农业机械厂的生产资料被调拨至重工业企业，优先保障工业产能。典型案例如重庆长安机器厂 1971 年将部分从上海迁入的精密机床转调至绵阳电子工业基地，用于雷达生产设备升级。这种 “接力式调拨” 突破了原定接收单位的限制，体现了行政指令的强力干预和无偿划拨的特性。上述体制使得这些生产资料的分配和再配置与货币无关。
从城镇经济的货币流动来看：货币流动量受到压抑，流动渠道狭窄。一是在职工收入方面，城镇单位职工的工作报酬由行政部门确定，20 年间年平均工资在 580 元水平上下，长期没有提高。城镇就业劳动力占全国总就业的比率仅为 21.91%，且几乎没有非公有制企业，个体工商户也很少，大部分人在城镇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位工作。二是在城镇全民所有制单位的生产资料供需方面，即使存在互换，相互之间也不是市场交易，而是计划生产、统一调配和行政低价核算，货币流动量受到抑制。对于生产资料，国家计委、物价局、物资部及各工业部通过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直接规定企业产量指标，并进行行政定价和统一调配。例如，1956 年沈阳第一机床厂的生产任务完全由第一机械工业部下达；1962 年国家物资局对钢材实行全国统一定价，上海钢铁厂生产的螺纹钢出厂价严格按国家规定的 287 元 / 吨执行。三是在城镇消费领域，低价格和定量供应政策压抑了货币流量。城镇消费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 17.78%，城镇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长期稳定在 57% 左右，其他消费品支出仅占 43% 左右；且消费品实行行政定价，并压低农产品和制造业产品价格，同时辅以定量和票证供应，造成货币流动在城镇消费需求领域也受到压抑的状况。例如，从农村集体收购的小麦、玉米和稻米价格，长期保持在每市斤 0.13 元、0.1 元和 0.11 元上下，而向居民供应的小麦面、玉米面和大米价格一般在每市斤 0.12 元、0.09 元和 0.17 元上下。猪肉、鸡蛋等副食品价格受到严格管控，猪肉带皮带骨价格为 0.6 元 / 斤，鸡蛋约 0.07 元 / 个。其他生活消费品中，最典型的如引火火柴一盒长期保持在 0.02 元。国家通过统购统销体制控制农产品流通，禁止其自由市场交易；城市居民凭《城镇居民粮食供应本》按月领取粮票，每月大米配额仅 1-2 斤，其余以玉米、红薯等粗粮补充；食用油凭票定量供应，人均月配额约 0.3-0.5 斤，棉布实行按人定量布票（年均 15-20 尺）。农民在市场上自由出售农产品被禁止，而从农村收购农产品并以高于政府的价格出售，会被定为投机倒把罪，量小者会被行政拘留和罚没收入，量大者则会获罪判刑入狱。
从货币流动角度看，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之间，除行政定价的统购统销以及少量工业品以相对高价格通过供销社向农村出售外，由于禁止农村产品和城镇产品自由相互交易，也形成了城乡之间货币流通的阻塞和渠道狭窄的状况。
图 7.2 1960-1979 年 GDP、M2 和 CPI 趋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四、计划经济时期货币供应的超稳态和 CPI 低迷
计划经济体制决定了货币周转速度的低水平和超稳态状况。1960-1979 年间，1 元 GDP 仅对应 0.33 元的货币供应和流动。这表明在 GDP 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中，存在货币流动堵塞和流动渠道狭窄的问题。从图 7.2 可以看出，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农村工分分配、粮食统购统销、农业产品低商品率、城镇职工低工资制、城镇居民票证定量供应、企业间物资低价或无偿调拨等体制的稳定，决定了每一单位 GDP 对应的货币供应量较为稳定。例如，1960-1979 年间，M2 对 GDP 的周转速度平均为 3.09，从图 7.2 可以看出，最高和最低年份分别为 3.6 和 2.62，偏离度很小，几乎是一条平行线。1960-1964 年，经济呈现出从 1473.3 亿元到 1164.7 亿元再到 1472.7 亿元的 V 字型下落回升态势，1978 和 1979 年改革开放后，GDP 增长速度加快。但货币供应流动的堵塞和渠道狭窄状况仍然存在，这两年货币周转速度平均仍为 3。
计划经济体制下，虽然存在产品供给短缺，但需求相对大于供给并未造成物价上涨。集体经济和全民所有制经济中的实物互换、产品和劳动的行政低定价、体制性货币流动堵塞和流动渠道狭窄，导致经济运行中货币流动性严重不足，物价长期低迷。从时间段来看，1960-1963 年消费物价的大起大落主要是由三年经济困难造成的，1965-1976 年，消费物价平均下跌 0.02%，可以说是生活品极度匮乏状态下的物价静止性低迷。
1977-1979 三年，因开始关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推进改革开放，采取了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城镇职工工资、扩大企业自主权后推行职工计件制工资分配等措施，增加了农民和城镇居民的收入，使消费价格从负增长回升到 1.77%。后来的商品化和市场化改革，体制造成的货币堵塞和压抑渐进解除，货币深化成为释放经济活力和生产力，成了GDP高速增长的重要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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