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 2025年7月30-31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和地中海区域研究中心主办的北京大学第二届法国史论坛在人文学苑5号楼B113会议室举行，2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法国史学者参加。论坛伊始，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高毅和崇明两位老师向与会学者致欢迎辞。崇明谈到，在高毅老师荣庆七秩之际召集他的学生进行研讨，是向高老师致谢的最佳方式。高毅指出，北大的法国史研究传统是由张芝联先生奠定的，其基本精神是“爱国”和“自由”，也就是研究西学不要盲从西方、妄自菲薄，同时要坚持学术自由，只认真理不认权威。如今北大培养的法国史学者已有了一个全国性的网络，希望这个北大传统也能随之传向全国。
与会者合影
第一场
论坛第一场以“空间与环境”为主题，湖南师范大学刘大明老师主持，山东大学孙一萍老师评议。
首先由上海师范大学黄艳红老师做报告，题为《中世纪欧洲的“空间生产”：以 incastellamento与inecclesiamento为中心》。黄老师以法国学者皮埃尔·图贝尔（Pierre Toubert）、米歇尔·劳威尔（Michel Lauwers）等人的重要研究为引，探讨了理解中世纪村庄居住形态的两个关键概念：“incastellamento”（寨堡化）和“inecclesiamento”（教堂化）。图贝尔在其名著《中世纪拉丁姆地区的结构》（1973年）中，提炼出“incastellamento”这一社会空间转型的核心概念，主要表现为在高地出现大量集中的、带有防御工事的新居民点。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真正意义上的中世纪考古学兴起，学者们对居住形态的认识逐渐加深，主要依靠文书史料的图贝尔范式受到强烈冲击。在此背景下，作为修正概念的“inecclesiamento”被提出，它强调的是宗教崇拜场所和墓地在塑造中世纪西方社会空间结构中的核心作用。近几十年的相关研究凸显了教堂作为“极化点”的强大力量。从incastellamento到inecclesiamento，既揭示了文字资料的缺陷和考古资料的意义，也反映出法国中世纪研究的迭代问题。
随后，中山大学周立红老师带来了题为《1788年7月13日暴风雨与革命法国的孕育》的报告。周老师以1788年7月13日横扫法国北部和中部大片区域的特大暴风雨为切入点，在省级议会改革的背景下，探讨了自然灾害应对与旧制度崩溃的深层关联。她从观测调查报告的体系化、全社会协同募捐、以恢复生产为核心的救灾方式三个方面，阐释了旧制度末年灾害应对的现代性。然而，救灾仍遭遇了制度困境，谷价高涨，传统慈善无法弥合阶层分裂，在反封建、反贵族言论的影响下，农民意识到土地制度不公才是贫困根源，进而转向寻求政治变革。周老师提出，暴风雨带来的破坏象征着当时财政危机的严重性，但又隐喻革命蓄积的巨大能量，体现了一正一反两种力量的交织。救灾过程中展现出的社会团结与不断升级的阶级对抗共同构成了大革命的动力来源，折射出革命政治文化的复杂性。
第三位报告人是天津师范大学黄浩老师，其报告《19 世纪法国央地关系中的空间》回顾了19世纪法国经历的围绕国家结构与行政体制的多次重要辩论。在法国大革命与第一帝国时期，雅各宾派在与反革命力量及吉伦特派的斗争中，不断巩固巴黎中央政府对外省的控制，于是出现了“中央集权”体制。复辟王朝时期，正统派意图恢复显贵在地方社会的主导地位，对中央集权体制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并针锋相对的提出了“去中央集权”的口号。从复辟王朝时期右翼重建行省的想法和信条派提倡扩大地方选举，到七月王朝时期讨论是否要把地方自由从省一级扩大到市镇，再到第二共和国和第二帝国时期的“外省恐慌”，这些辩论反映了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博弈和观念交锋。黄浩强调，19世纪的央地关系不仅涉及国家权力结构的组织框架，还与国土空间的组织形态密切相关，反映了复杂的政治地理关系。
孙一萍老师指出三位老师都在自己原有研究的基础上有所推进，随后对三位的报告逐一做了点评。她认为黄艳红老师的研究细致且材料翔实，注重对历史学家和史学方法的梳理，很好地结合了历史与考古研究，对“空间生产”的两个阶段解读巧妙，尤其是第一阶段的自然形成被考古发现推翻的部分值得进一步升华，建议突出考古发现的重要性。周立红老师非常善于寻找关联，将暴风雨置于小环境与大环境中加以解读，以小见大，每一步的解读都材料翔实且令人信服；建议在翻译上注意识别，例如穷人“减少肉食摄入”的表述可能需要更符合语境和身份的解读。黄浩老师以时间线索解读19世纪法国的央地关系，揭示背后的权力争夺，在梳理历史脉络方面做得很好，但也提醒需要进一步明确各阶段的关键点，以更好地展现央地关系的动态变化。
会议现场
第二场
论坛第二场研讨的主题为“帝国与殖民”，由上海师范大学洪庆明老师主持。
北京师范大学庞冠群老师带来题为《17、18 世纪法国贫困人口的跨大西洋流动》的报告。近代早期法国底层民众的跨大西洋流动与国内战争、饥荒等因素存在关联，海外移民是王国内部人口流动的延续。当时跨洋流动的贫困人口主要有契约劳工、“国王的女儿们”（待嫁女性）和惩罚性移民等类别。尽管有新研究显示繁荣和寻找机遇也是驱动人口流动的原因，但考虑到当时海上长途航行风险很高，谋生仍是前往海外的主要动力。超过一半的契约劳工工作几年后回国，没有成为奠基移民。1663年前招募移民工作主要由特许公司完成，之后招募工作主要由王室管理。路易十四时期特别重视从本土招募女性移民，以解决殖民地的性别失衡问题，这些女性被称作“国王的女儿们”，其中有不少人来自收容院。此外，还有惩罚性移民，包括强制关押者和放荡女子，但这些人往往无法胜任劳动，引发了殖民地的反感。庞老师认为，当前对法国殖民地移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孤立案例，相对忽视与法国本土济贫机构的联动及各殖民地之间的联系，因此需要加强殖民史与法国本土史的综合，整合各殖民地情况，以更全面地理解法国贫困治理及早期殖民历程。
随后，北京大学李惟一老师报告的题目是《从欧洲档案馆计划看拿破仑帝国的解体与欧洲民族国家的巩固》。拿破仑一世试图通过建立一个宏伟的欧洲档案馆，收集整合德意志、西班牙、梵蒂冈、比利时和荷兰等地的档案，以支持其帝国愿景。这一计划不仅是法国档案管理改革的一部分，也是拿破仑文明观念的展现，他认为法国肩负着文明使命，试图通过统一档案消除纷争，将巴黎打造成新罗马。在1807年至1810年间，随着帝国扩张，拿破仑开始将各地档案搬至法国，并初步形成了建立欧洲档案馆的想法，档案分为法国、意大利、日耳曼三大类，并计划在1812年建造更大规模的场馆来容纳档案。然而，在档案征收过程中，遇到了标准不清晰、社会骚动和官僚体系不配合等困难，由于帝国迅速衰落以及档案分类和归档原则的问题，该计划最终破产。李老师还探讨了19世纪欧洲各国如何通过建立档案馆来巩固民族国家的身份和历史，同时涉及殖民时期列强对殖民地档案的态度变化。
本场最后一位报告人是浙江大学朱晓罕老师，报告题目为《二十世纪法国殖民地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以桑戈尔、塞泽尔和法农为中心》。法国在1885年确立了殖民扩张的国策，到二战前夕成为世界第二大殖民帝国，在此背景下，法属殖民地的土著精英阶层子弟接受法国教育，形成了独特的身份认同，并对二战后的非殖民化运动和后殖民时代产生了深远影响，桑戈尔、塞泽尔和法农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朱老师指出，这三位知识分子在身份认同上具有共性，即“黑人精神”（Negritude，黑非洲文化价值的总和），这一概念由桑戈尔和塞泽尔等人在20世纪30年代在巴黎求学时提出，虽内部颇有争议，但均强调黑人拥有自身文化和历史的主体性，成为非殖民化的理论基础。然而，他们在对宗主国法国的态度和政治文化实践上存在显著差异：桑戈尔主张文化上的开放性，强调民族语言与国际语言并重，以文化交流推动文化融合；塞泽尔强调种族自豪感，但不以民族解放为目的，为海外省争取更多的自治权利；法农则坚定主张殖民地通过暴力赢得独立，其激进理论极具争议。三人的差异充分体现了殖民地知识分子身份认同内部的复杂性。
三篇报告由周立红老师进行评议。周老师认为，庞老师将研究对象从法国国内的贫困治理拓展到了跨大西洋区域，聚焦奴隶贸易之前人口的跨大西洋流动问题，尤其是契约劳工问题，为国际移民史和国际劳工史提供了法国史方面的素材和视角。周老师补充了废除南特敕令后赛文山区的Camisard运动以及胡格诺信徒移民到周边国家的情况，并建议进一步挖掘这些群体的流动细节，考虑其是否参与了跨大西洋的人口流动。针对李老师的研究，曾经学习档案的周老师指出，档案归档原则从事由原则向来源原则的转变，导致档案拆解归档过程复杂，尽管帝国档案馆未完成建设，但它间接推动了欧洲各国建立自己的国家档案馆，激发了民族主义精神。周老师建议深入探讨拿破仑建立欧洲档案馆背后的历史和文化内涵，研究法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关系，辨析法国与其他国家在档案收集保存方面的差异性。周老师认为朱老师的报告内容丰富，体现了20世纪法国殖民地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复杂性，同时也揭示了去殖民化思想的起源，这些法国精英教育培养出来的殖民地知识分子为殖民地改造乃至去殖民提供了重要视角。周老师建议将印度支那的知识分子认同纳入研究范围，以进一步体现这一主题的丰富内涵。
第三场
第三场研讨的主题是“文化与情感”，由顾杭老师主持。
首先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汤晓燕老师带来题为《尚蒂耶城堡中的“猴戏”屋与“中国风”》的报告。汤老师向与会者展示了尚蒂耶城堡中大、小猴戏屋壁画涉及中国人物形象的各类场景和图像细节，指出就此类十八世纪创作的人猴并存、互动的图像，一些学者认为其体现了法国人对中国人效法自然的推崇，另有学者认为其中实则暗含法国人对中国文化形象的嘲讽。对此，汤老师介绍了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猴戏图的演变历史和法国人对待猴戏图的态度变化：十七世纪中晚期，猴戏图的功能逐步从表达批判、讽刺向表现诙谐、幽默过渡；到十八世纪上半叶，洛可可风格兴盛，以猴戏图渲染欢快气氛已成为社会时尚。而猴戏图中所涉的中国元素，多为杂糅的东方元素被冠以“中国”之名。因此，尚蒂耶城堡中含有“中国风”元素的猴戏图是法国对异域文明进行想象的结果，而非中国本土文化在法国传播的产物。其表现出的并非是法国人对中国文明的价值褒贬，而是彼时法国社会内部审美趣味的转变。
接下来，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系的潘丹老师做了题为《不幸之幸：斯塔尔夫人论热忱对个体与民族幸福的影响》的报告。潘老师首先对标题所涉概念进行解析：热忱（enthousiasme）是一种能够打破世俗意义上对“幸”与“不幸”之对立理解的宗教性情感，其作用是为个体和民族开拓一重超越性的精神境遇。从斯塔尔夫人思想的发展脉络来看，她最初试图从观念学派（Idéologues）思想中汲取英国经验以克制大革命中盛行的狂热主义（fanatisme）。即以利益作为道德形成的基础，藉由外在的制度与习俗来塑造意志。然而，英法国情不同，经验无法移植，斯塔尔夫人亦反感拿破仑通过利益换取政治整合的手段。在流亡的情感体验、卢梭思想和德意志文明的共同影响下，斯塔尔夫人愈发认为道德之基础应溯至内在，即以作为良心之所向的热忱控制激情。而热忱终会令人超越简单的世俗欢愉，在不幸中升华，获得另一重幸福。
本场最后一位报告人是来自山东大学历史学院的孙一萍老师，报告题目为《从情感史角度探析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法国学界的记忆史研究》。孙老师首先梳理了法国学界对情感史研究的接受史，指出情感史研究虽为法国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于1941年首倡，但法国学界对此回应寥寥，反而是美国学者斯特恩斯（Peter N. Stearns）首次将情感作为历史学的合法研究对象。法国学者则对情感史认知主义研究路径的可行性持怀疑态度，譬如皮埃尔·诺拉借鉴社会学家哈贝瓦赫的社会记忆框架时，便忽略了其对情感社会学的研究。法国记忆史对情感史研究接受之滞缓，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其搭建自身理论架构的需求。但事实上，在诺拉对记忆的定义和莫娜·奥祖夫、雅克·勒高夫、亨利·胡梭等历史学家的记忆史研究中，情感仍占据重要的维度。最后，孙老师指出，历史与记忆并非对立关系，它们与遗忘对于人类过去的管理而言都不可或缺。
本场研讨会的评议人黄艳红老师对本场报告逐一进行评议。黄老师认为汤晓燕老师的报告显示出，研究者应避免将文化挪用阐释为政治气候的产物。黄老师也就报告提出了建议。首先，可以考虑搜集更多文字史料作为对图像史料的辅助佐证。另外，鉴于中国内部各地域文化的异质性，“中国风”的概念界定和其文化要素来源本身便构成一个问题，或可考虑猴戏图受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民俗传播影响的可能。对于潘丹老师的报告，黄老师认为其融合了政治思想上的情感和道德话语，但或可进一步梳理斯塔尔夫人强调“热忱”这一术语的原因、“热忱”到底是作为一种美学术语还是政治术语为斯塔尔夫人所用、以及彼时法国其他关注宗教情感复兴的思想家如何看待这一术语等问题。对于孙一萍老师的报告，黄老师认为研究两种研究路径为何未能产生对话的思路很具启发性，历史记忆与遗忘的关系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诺拉的记忆史研究在国家框架中展开，而彼时法国人的历史情感时常具有显著的地方性色彩，这可能是他淡化情感要素的一个原因。
第四场
第四场研讨的主题是“政体与政党”，由孙瑜老师主持。
首先由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的张弛老师带来题为《再论达让松的<法国古今政体论>》的报告。达让松的政治、社会构想诞生于法国思想自危机走向启蒙的转型阶段。贯彻于达让松政治、经济方案的核心原则是自由放任。要落实这一原则，须确保以足够强大的王权清除一切自由的阻碍，并实现局部利益、地方利益、个体利益的自由运作和它们之间的自由交流。王权不代表公益，而是聆听、辨识、保障公益，而公益本身由不具备权力的社会自然地表达出来，由此，公权力与公益是一致的。达让松的思想是将冉森派、以“自然恩典”为代表的偶因论这两种宗教思想融合至政治领域的结果，体现出一种历史自然论的要求。他对公权力须统一、集中的主张与孟德斯鸠的分权论对立，其对公权力和自由之关系的讨论则深刻影响了后来的重农学派和雅各宾主义者。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盛仁杰老师带来题为《19 世纪法国立宪君主制试验的思想史考察: 以信条派两代领袖分歧为中心》的报告。第五共和国半总统制半议会制的政体虽是戴高乐领导下的产物，但国家元首和选举议会之间的权力博弈在法国政治史上由来已久。针对这一问题，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时期的立宪君主制度具有对照研究意义。两个王朝分别践行了信条派两代领袖鲁瓦耶-科拉尔与基佐的政治理念，前者主张强盛王权，后者倾向议会主导。科拉尔和基佐决裂的主要原因是双方针对君主合法性来源、君主与议会之权力边界的观点差异。他们的政治实践亦因此面临不同的困境：复辟王朝君主权力凌驾议会，却难避专制风险；七月王朝议会主导，却因多党纷争导致内阁频繁更迭。如何在国家元首和选举议会之间寻求力量平衡、谋求自由政治至今仍是法国政治的困境，信条派的理念与实践虽不能提供解决方案，却有思想史维度的参考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的马麟贺老师带来题为《“国民联盟”崛起与法兰西现代国家建设的道路之争》的报告。近年来，法国极右翼在政治大选和文化界的表现令人瞩目。巴黎奥运会开幕式招致的争议显示出“开放包容”思想与极右翼价值观之间的冲突，而这场冲突实则是长期存在的对法兰西形象认知分歧的集中式爆发。“两个法国”的形象差异须溯至大革命。大革命催生出左右两派，前者认为法兰西的荣耀源于“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后者认为法兰西荣耀植根于历史与种族。这一分歧深刻影响了法国现代国家建设道路之争。从历史上看，法国极右翼运动的若干次高潮，都伴随着对于法兰西文明走向衰落的深刻的危机感。就客观环境而言，法国当下经济发展的困境、中产阶层的衰落是“国民联盟”日益壮大的重要原因，“国民联盟”亦主动把握时机推动极右翼向主流化方向发展。法国政坛的中派力量与激进力量之博弈，或将因此走向下一个临界点。
本场的评议人是乐启良老师。他首先指出本场三位报告人的研究对象都具有深切的忧患意识，意图在危机时代探索法国未来的发展道路，报告人对研究对象思想的探索、整理均十分深入、精细。乐老师也就三位的报告各自提出了问题。首先，针对张弛老师关于达让松的报告，乐老师指出公权力如何做到真正的统而不治、维系自由，值得商榷。达让松对公权力与公益之关系的观点似乎更多是逻辑演绎，相对缺乏对人性的思考。另外，达让松的制度构想是将政治集中与基层民主结合，但后者更多停留在政治协商层面，并非指向真正的民主制度，因而“民主君主制”这一术语是否恰当，值得讨论。就盛老师的报告，乐老师首先指出应当关注第五共和国的立法者们是否有明确提到信条派的思想和实践，从而理清信条派政治经验对半总统制究竟具有何种程度的影响。另外，或可考虑修正一些关键术语的译法，并在文章中加入对国民主权问题的论述。就马老师的报告，乐老师认同极右翼的兴起是一种全球性现象，他认为这种现象与新自由主义政经环境下大量人员的利益无法得以保障、左翼批判力量的丧失有密切关系。但与此同时，也不必夸大极右翼的影响和法国面对的民主危机。
第五场
会议第五场的主题是“学科与方法”，由朱晓罕老师主持，张弛老师负责评议。
首都师范大学倪玉珍老师的报告题为《从自然权利学说到社会学：个体-社会关系的重构》。大革命后对自然权利学说的批评推动了社会学在法国的诞生。圣西门借助实证材料说明个人才能的发展受益于社会各世代精神和物质遗产的传承，反驳了卢梭认为社会是人堕落和不幸根源的观点。圣西门的学生孔德继续以科学的方法研究人和社会，并将二者视作有机体。孔德的社会学在借鉴生理学研究方法的同时引入了历史分析，可分为研究社会结构的社会静力学与研究社会起源和演进的社会动力学。孔德特别强调社会各组成部分的劳动分工，在不否认个体性的前提下为过度强调个体性的自然权利学说纠偏。孔德的研究开辟了以精神重建、全民实证科学教育为核心的第三条道路，既避免了对现存秩序的绝对维护，又反对以暴力革命的方式破坏秩序，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走上温和的福利国家之路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浙江大学乐启良老师的报告题为《布罗尼斯洛·盖雷梅科的史学述评》。盖雷梅科是年鉴学派在波兰的杰出代表，他对边缘人群的关注同自身的少数群体身份有关。盖雷梅科对边缘人群的考察采取了跨学科的方法，将自己的研究称作社会史研究，且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新文化史的特点。在微观史与总体史的关系上，盖雷梅科通过分析不同的边缘群体去理解整个社会的运作，认为只有借助对社会内部“他者”的研究才能更好地理解当时的社会。此外，盖雷梅科的研究体现出社会史与政治史的结合，他对社会政策、排斥机制的分析均非常深入。总而言之，盖雷梅科的所有研究都是立足于对当下的理解，他将历史研究作为安顿自己心态的过程，并在著述中表现出对波兰未来走向的思考。
东北师范大学徐前进老师带来了题为《直接经验与法国史研究》的报告。直接经验即人们听到的、看到的、感觉到的，一些直接经验可成为人们思考的资源。直接经验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手档案，亦是思想分析的第一手档案。研究题目的选择与研究者的经历往往有着密切的关系，西方思想界诸多学者的著述也都是以直接经验为前提的。故而有两大结论，其一是历史学家不仅要研究历史，更要写历史。从时间意识上看，研究历史是站在现在看过去，写历史是站在现在看未来。若能同时做到研究历史、写历史，则可打破时间与学科的限制。其二，法国史研究通常的思路是站在中国看法国，但也可尝试以法国人的方法、法国人的观念研究中国问题，充分利用法国历史学界、社会学界、思想界与直接经验关系密切的优势。
四川大学石芳老师的报告题目是《大数据挖掘、网络分析与可视化——数字人文在启蒙运动研究中的运用》。从技术层面看，数字人文在启蒙运动研究中的运用主要体现在大数据挖掘、进一步的网络分析与可视化呈现三个方面。大数据挖掘可以从大规模资料中提取关键信息，有助于揭示宏观的历史发展趋势。在启蒙运动研究中，这一技术被应用于对词汇、概念演变趋势的研究与对图书贸易的整体研究中。网络分析属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启蒙哲人身份信息、通信数据的网络分析有助于重新认识启蒙运动的社会构成，对引文的网络分析则可反映启蒙时代的知识交流情况。与此同时，可视化与网络分析的结合能更好地呈现网络模型，可视化的方式亦非常适合大众传播。尽管现阶段数字人文有诸多缺陷，特别是阐释能力明显不足，但技术的更新改进或可带来更多改变。
本场四位老师的报告结束后，张弛老师首先对各位老师研究的特色予以了充分肯定，进而指出徐前进老师提到的直接经验这一概念能给人以很多启示。直接经验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史学研究，还影响了研究者对法国史方向的选择。从直接经验的角度看，张弛老师对数字人文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他认为，数字人文虽然颇受关注，有助于增强文章的吸引力，但对提高文章的解释力并无太多帮助。张弛老师强调，不论研究何种历史，研究者必须对研究对象有直接感触。倪玉珍老师提到的孔德便是在直接的语境下去感触时代问题进而阐述自己的问题，而不会就不认识的人展开对话。最后，张弛老师简单回顾了乐启良老师的史学史研究，指出乐老师每次关注的历史学家都很有特点，对边缘史学家的研究亦可非常精彩。
主旨演讲与圆桌讨论
7月31日上午举行，崇明主持，高毅教授以“关于当下法国史研究问题意识的若干思考”为题做了主旨演讲，从法国历史文化的世界性影响、法国革命政治文化与当下世界局势的关系、当今世界“非自由民主”运动中的波拿巴主义要素、中法两国在世界性民族国家建设运动中的角色这四个方面，指出了今天的法国史研究可能值得关注的一些问题。
首先，高毅认为，法国历史文化非同寻常的世界性影响，使法国史研究者常常自觉不自觉地会关注一些大问题。事实上，西方最有世界性影响的政治人物，往往都是从法国产生的，如圣路易，亨利四世，路易十四，拿破仑，戴高乐。这些人物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对时代的脉搏有一种特别的敏感。好像能拨正西方历史航向的伟人，都是从法国文化的沃土中生长出来。尽管今天法国的情况看起来不大好，但我们不应因此对法国文化丧失信心。也许，为了再度激发法国文化的潜能，学界在这个时候可能特别需要深度探询一下这个问题：为什么法国历史上的那些伟人会有那么准确的时代认知？
其次，高毅指出，法国大革命之所以特别激进、彻底，是因为启蒙运动让大革命前饱受压迫的法国平民大众认识到了他们也有做人的权利，结果他们的奋起就不仅摧毁了法国的旧制度，而且还开启了一场世界规模的法国式民主革命。这场革命目前正以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形态走向高潮，但危险的是，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也在随之迫近。在这种情况下对法国革命史做一番新的考察似乎就很有必要了：因为法国式革命有高效的优点，但也有烈度超大、容易引发人道灾难的弊端，所以若能通过重新审视法国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为未来的世界革命摸索出一条更妥善的道路，岂不善莫大焉。
再次，高毅还结合当今世界“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思潮泛滥的情况，讨论了波拿巴主义研究的现实价值。高毅指出，“非自由民主”运动作为当代世界政治的一种“非自由主义转向”，和波拿巴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是相通的，即都主张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并主张用强人政治来维护集体利益，总之都有点“以民为本”的理想主义——既然如此，把波拿巴主义的来龙去脉、文化内涵、成败得失等等问题彻底搞清楚，对于理解当今世界各非自由民主国家的实际状况，对于探知未来世界政治可能的或应然的发展动向，无疑都是大有助益的。
最后，高毅认为当下的法国史研究还可以围绕“民族国家建设”这个问题做做文章。他说，民族国家建设实际上是在为“天下大同”“永久和平”等伟大理想的实现铺路，这个道理似乎谁都懂，但真正能做好这个建国工作的国家似乎并不多，也许说到底只有中法这两个国家表现最好，有资格分别在东西方世界充当民族国家建设运动的领头羊。高毅认为这个现象很有意思，也应该引起法国史研究者们的适当关注。
崇明老师指出，报告体现了高老师治学和思考背后的一贯的家国情怀和理论及现实关切。浙江大学乐启良老师、湖南师范大学刘大明老师以及北京外国语大学顾杭老师就高毅老师的报告做了讨论。高毅老师对法国文明的热爱、对世界命运问题的关注引起了三位老师的共鸣。三位老师向高老师深厚的历史责任感，以及包容多元意见、鼓励学生独立思考的教学风格表达了敬意，并就高老师发言中提出的一些具体观点进行了进一步探讨。
随后，北京师范大学庞冠群老师主持了以“高毅教授的法国史教学与研究生培养”为主题的座谈。会上播放了参会老师们此前录制的向高老师致敬的视频，在座的几位老师也深情地回忆起各自在高老师指导下求学、以及工作后与高老师相处的点滴经历，感谢了高老师的热情帮助和包容开放，并为高老师七十岁生日献上诚挚祝福。座谈气氛十分热烈，本次法国史论坛圆满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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